好莱坞关于民族文化的老生重弹经常受到人们的质疑,但是谁能拒绝《红男绿女》中的古巴的哈瓦那呢？温和的赌徒斯凯·马斯特森说服了古板的基督教救世军成员莎拉·布朗同他共乘飞机并一同进餐。她喝醉了并屈服于自己不顾后果的冲动，在她身边上演的原始拉丁美洲式戏剧让她浑身发热：她的直接对手，一位脱衣舞娘，正试图勾引斯凯。很快，整个房间都淹没在酒醉的热情下的欢快舞蹈中。
这个场景为迈克尔·基德在电影中引入舞台舞蹈的革命性行为提供了一个精彩的范例。例如行走和指点等日常的普通行为被逐渐地风格化，充满了个性和韵律，直至具有充分的舞蹈特征。个人的动作被编入一种团体形式，更重要的是，这些合并在一起的舞台动作故意地显得难看、笨拙、业余，就好像莎拉酒醉后的步伐和摇摆。
《红男绿女》实际上是将两部电影合二为一，由片中的两名男影星进行划分，事实上，印影片中白兰度和弗兰克·辛纳屈进行了一次桌面对话，就好像是阿尔·帕西诺，罗伯特·德尼罗在四十年后的《盗火线》)里的相见的预演。纳森·德绰约特这一角色部分要归功于编剧一导演约瑟夫·曼凯维奇的原始素材，由达蒙·鲁尼恩创作的关于在大城市谋生的可爱骗子的故事(所有关于纽约“种族”的戏谑言论从音调和动作上都经过了可爱的夸张)。
纳森有一个长期忍受苦痛的妻子阿德莱德在他们前往教堂的路上发生了很多有趣的素材，例如伴随着弗兰克·洛瑟尔的华美配乐的“阿德莱德的挽歌”。
尽管那些看上去完美无瑕，受人喜爱的群体歌舞让那些百老汇的崇拜者津津乐道，但它们更多出现在让影片更加昂扬、浪漫的由斯凯和莎拉主导的一部分，曼凯维奇这次一改以前絮絮叨叨的银幕风格。
歌曲《如果我是电话》和《当爱到来我会知道》中的含情脉脉焕发着光辉，曼凯维奇围绕着它们进行了出色的场景调度，出色地烘托了两个绝妙角色间的聚散离合、吸引和排斥。
